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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士小姐来了，照例量一遍体温，血压。把双摇病床抬起来，喂我吃掉三片杜尔辛。

电视里播报着南北越统一的新闻。

我突然说话了。我说我有一个越南人的兄弟。我不是说给护士听的，如果没有人在房间，我也仍然会说，这个躺在病床上几乎瘫痪的老去的白人说，我有一个越南人的兄弟。

护士小姐抬起头，看着我，我知道，如果我继续说她会听下去，如果我就这样停口，她会照常完成任务后离开。照顾我是她的工作。

这个老人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的深厉，是西贡的烈日留给他的，令他晚年饱受折磨的风湿是那里连绵的雨水和雨林的瘴气留给他。他向护士小姐要纸和笔，他要用他那一双关节已经变形了的手写下一点东西，随便什么都可以，总之他必须要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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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贡小姐是存在的。他像母牛一样顺从温良的低下头，揩干净白人少爷的皮鞋，直落到腰的油亮漆黑的长发，香云纱的奇装异服，还有他背后那个檀香味的东方。

白人少爷把他母亲的照片偷出来，那个西贡女人的照片，用丝绸头巾裹起黑色长发的女人，阮的脸上有她的影子，当他咧嘴笑时，整齐的贝齿露出来，抵在丰满柔软的下唇，配上温顺得像母鹿一样的眼睛，显出娇憨的神态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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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湄公河畔的一座很好的大宅子，有个面向河岸带大遮阳棚的露台，坐落在棕榈树的花园中央，当地治安官的宅子，被新来的法国租户占用了。

中国字画还挂在那里，红漆的地板连同雕汉字的木头窗棂还在那里，里面已经有穿西装的白人踩了上去，他们在这里端着鸡尾酒跳舞，搬来钢琴和小提琴，于是那种总督府上漫长的舞会在这偏远的地方首府上又开始了。

这个小白鬼，十二岁，穿着纤尘不染的白衬衫和熨烫的平整的背带短裤，浅亚麻色的头发上抹了发蜡。不因为他父亲的官职，因为这极浅的肤色的发色，他便已经在这方泥泞的土地上有了十足的耀武扬威的资格，背后垂着辫子的中国人走来走去，弯着腰搬冰块，他们像沉默的蚂蚁一样，连颜色也像，穿黑灰色的麻布衣裳，低着头，小步的走过去。因为他们在他面前总低着头，他看不到他们的长相，那么多的黄人奴役，他单记得他们又黑又瘦。

饭菜酒水是从城里的一家法国酒店订的，当地人的盖的房子中不设厨房，就算是乡绅的豪宅也是如此，厨房是露天的，几个黄土夯垒的锅灶。一个他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西贡人的女孩，年纪比他小，头发紧紧的在脑后绾成一个小圆的发髻，穿当地的竖领长衫，地上的陶盆里盛着水，女孩蹲在地上用丝瓜络涮洗他们用过的餐碟和酒杯。

用十二岁男童所特有的带侵略性的好奇目光，小白佬肆无忌惮的观赏这个年轻的西贡孩子，他穿摩洛哥皮鞋的脚踏在对方赤脚站着的蓝瓷砖上，黄色白炽灯凄凉的灯光照在这张稚气未脱的小脸。这是第一个和他对视的东方人，他因此实际上是记得他的，那双漆黑的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透出温顺和悲哀来。当时他没有认出他来，日后他便认出来了，当阮再次跪在烤蓝瓷的地砖上，用墩布一心一意的擦地时，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

他那时候十二岁，母亲去世，他于是短暂的到西贡父亲的官邸来小住，很快父亲便安排好了儿子要读的中学，他便又被送回法国去了。第一次来，他统共在西贡住了一个星期，这一个星期里他被软禁在房子里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热带潮湿的，热乎乎的空气。夜里的潮湿使他无法入睡。

夜晚，他从汗湿的羽绒褥垫上醒来，溜进院子里闲逛。每天傍晚这里都会固定的下一场雨，湿淋淋的花园里，他看见白色的水鸟从人工假湖上掠过，听到当地人吹洞箫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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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妻子，有情妇，在巴黎，什么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，但我认为这是我唯一的爱人，与其说这个西贡生下的混血少年是我的爱人，不如说我的爱人是那个遥远的东方，两者相去甚远，但又无法明辨界限，我因为这个少年而爱上西贡，也因为西贡而爱上这个少年。

我尽我的努力在那个白人的时代维护他的尊严。把这个西贡娼妓和白人主顾乱搞下来的小杂种，认成是兄弟，我说，他是自由人，请让他与我同出同入，坐一辆汽车，在同一个包厢里听戏。至于而后我们如何再回到西贡乃至他得上梅毒死掉的命运，都是始料未及的。

那是在1910年的冬季。

我那时不在巴黎，在外省度假。对于我的前途，我正在和父亲起冲突，他要求我尽快取得会计师资格证，我纯粹是厌恶上学，而要为政府做事，就非得要学位不可。我完全不认为我会去西贡发展事业，我会做乡绅，再谋一个议员的闲差，每年几万法郎的进项，足够我悠闲的生活。我享受这种乡下公子哥的生活，打网球，钓鱼，赛马，捕猎，经营自己不大不小的庄园。

我父亲在西贡发达了。那时候，在巴黎，如果有人落魄，旁边的人就会对他说，去殖民地吧，去北非，南美，中国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