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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听到“发育”这个词是在小学一年级。

七楼阿姨下班路上碰见放学的我,开起一贯的玩笑:“今日你妈做鸡吃嘛?”

我直直地看向她。女人目光闪烁,到底还是没让天聊死,看到我的胸口,笑容已经挂不住:“哎哟……橙橙这么早就发育了呀?”

一栋老旧楼房装着一群老旧的人,这些人嘴里又装着山南水北不尽相同的方言,我以为她说的“发肉”指我左胸凸起的肉块,结果第二天妈妈让我套上了文胸。

“这不是女生穿的吗?”两根肩带吊着肩膀,布料勒着皮肤,遮住肿大的左胸,有种异样的紧闷。

她顿了顿,平淡地说:“你就是女的。”

我抬头,只看到她撇向暗处的一双不想说话的眼睛。

几年后我从科学课本上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理由。其实也没有很详尽,冷冰冰的书本并不会说明为什么一个小男孩的胸部会隆起,双腿间会多出一道裂口,或者——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多长了一段“前端”。它解释生命、性别、成长、发育、青春期,笼统地概括一切,又隐藏太多,就像不愿多话的妈妈掐掉故事书的所有生动趣味。

小一之前,罗文芳把家当家,早出晚归,拿一份微薄薪水,闲暇时就打开天窗给我讲夜空中的星群。我用这些星星的名字去交换玩伴的糖果、玩具,或者干脆就是零用钱。糖果、玩具又被我换成了纸币硬币,我把它们都攒在一起,准备等数目足够大的某天再交给她,然后说:你看,我也可以挣钱,所以你不要再那么辛苦。

一个周末,她反常地呆在家,给我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,让我去楼下人家待着。

“不不不,”她飞快改口,“公园、学校,随便哪里吧,晚饭再回来,懂了吗。”

那时候的旧楼房没有电梯,楼道的灯泡也时好时坏,没有大人会让小孩单独下楼梯。我第一次一个人下高高的八层楼,还被上去的叔叔笑“怎么那么贪玩,也不让个大人带带”。

越接近底楼越能感觉到潮气,雨很快隔着最后十二格阶梯落下来,我没带伞,转身踩上回八楼的阶梯。

慢慢爬回去的过程里很快组织完怎么向妈妈交代——其实也根本不用交代不是吗?只需要一句:妈妈,外面下雨了,我没带伞,我需要伞。

我拖着脚步回到家门前,听到屋子里的女人发出比雨还潮、还湿的喘息。那声音黏腻尖细,可怕得有些陌生。

还有一道耳熟的男声,我想了想,很快回忆过来那是在楼道里碰过一面的叔叔。

那个周末不止一位这样的叔叔踏上八楼,有骂罗文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,也有二话不说直接把她压到门板上的。我躲在昏暗角落,充当沉默的收音机,收听了全部。

她开心吗?又哭又喘的,是不是很难过?可为什么哭声里又透着欢乐?

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,许多听来的话也只是印在脑子里,经年过后逐步理解,但我知道有关于她的部分在碎裂重组,一点点向着现在的罗文芳走来。她戴上妆容穿上丝袜,张开双腿坐在各种地方,所有故事书一叠脑地塞到床边,夜里沉沉睡去,不再讲潦草的故事或星星。

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周末,突然有一天她说:你要有爸爸了。

我等着她宣布那些男人里哪一个是她丈夫,结果收到一句:“橙橙,你爸爸有儿子了,他想要一个女儿……你会听妈妈的对吗?”

她把我打包进走路生风的裙子里,和一个男人结了婚。那次婚姻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品。男人赌博成性,到婚姻中途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;他的儿子对读书没有兴趣,只在把妹妹关进房间里玩过家家这方面用功,被我撞了头就改为深夜溜进房间抱着我睡觉。

我能应付各种哥哥,可以忍受被套在裙子里带去各种家庭,但实在难以接受她攀附各色男人,这个酗酒那个赌博,无一例外的是下一个总会更有钱,我说:“我们回八楼去吧。”

她讥笑:“吃你妈的用你妈的,你有什么资格讲条件?”

那之后我再没说过“妈妈”两个字,因为实在无处可去,所以只在住宿上比较“麻烦”她,其余一概尽可能用自己的钱。她不知道我的各种小动作,只会在偶尔回来时自顾自地和我亲昵一番,更偶尔地,会嘲讽我用破烂货。

负面情绪积压成山,我不知道如何排解,只能向日记本倾诉,没头没脑地写上“我恨罗文芳”,附带了各种非主流文艺心碎句子。

“你恨我是不是?”她在饭桌上谈起来的时候,语气一如既往地平淡。

我感觉全身的血倒流向脚底,说不出的冷:“为什么看我的日记?”

“为什么不能看你的日记?”她夹了菜放进碗里,偶尔撩起眼神给我,想来并没有希求一个答案,继续说了下去,“恨我什么,给你买太多裙子还是让你有书可以读有饭可以吃?”

血液好像又涌回身体,我面红耳赤地吃完一顿饭,过后哭着全吐了出来。

她不得而知,照旧要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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